摘要:对中国转轨经济进程作一总体考察,通过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 我国渐进式的经济转轨与前苏联和东欧多数国家激进式的经济转轨在二战后不同的经济环境中的比较,以期立足与实际情况分析和探讨为什么我国要选择经济转轨、选择什么样的转轨方式以及如何减小经济制度改革带来的摩擦成本等问题。
关键词:转轨经济;渐进式;激进式;摩擦成本
1选择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原因
在1978年以前,由于以下因素:(1)当时实现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2)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示范;(3)当时公有制建立时,劳动者的利益关系还没有明晰化,劳动者之间的私人利益暂时还被共同利益所掩盖,企业也不具有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我国形成了在生产上实行强制的指令性计划;在分配上实行严格的工资控制;在消费上实行全方位的票证制度;在流通中实行全面的价格管制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具体模式如图1。
这样一种计划经济带来了这样的结果:(1)预先计划的资源配置决策由于不具备资本论中所论述的计划经济所需要具备的 “完全信息假定” 和 “单一利益主体假定”二个前提条件,在国家整体经济中就不可避免产生供求不平衡和劳动者缺乏积极性的状况;(2)国家与企业关系扭曲:一方面,国家捆住企业,企业无动力,另一方面,国家保护企业,企业无压力;(3)经济管理体制自上而下,条块分割,职能重叠,政出多门;(4)企业经济效益低,缺少自主创新。从具体的国内生产总值来看,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从1953-1957年的9.2%下降到了1958-1978年的5.4%。同时家庭部门的收入在1977年也下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31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133.6元的极低水平。
究其根源,如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所论述,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最普遍的经济特征是短缺,形成短缺的直接原因是各类摩擦,导致摩擦的根本原因是软预算约束。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没有商品生产、没有货币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为基础的,而我国当时的情况就是社会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停滞,陷入困境,就突出的反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对生产力发挥发展的严重阻碍。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的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商品经济离不开市场,现代社会的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所以我国要把经济搞上去,必须进行经济转轨,实行市场经济。
2渐进式与激进式转轨的选择
首先,我国的经济转轨存在较大制度鸿沟。从不同的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比较来看,其共同点是存在一个由私有财产制度、市场调节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共同构成的三维结构。苏联和东欧国家之所以选择激进方式进行转轨,是因为除了它们在解放前原本就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有一定的市场经济基础设施,居民也有从事市场活动的传统和习惯外,在建国不久,这些原有的基础和传统还没有被破坏、铲除。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市场经济,新制度与旧制度之间的鸿沟比较窄。然而我国的状况是资产阶级的萌芽还没生根发芽就被扼杀,缺乏市场经济基础设施,居民传统和习惯大多还停留于封建残余或者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状态之中,国营企业处以绝对统治地位。若要以激进的方式进行制度变迁,必然会因为巨大的制度鸿沟,在社会中产生巨大冲击,造成极高的改革成本。从这个层面来看,中国理应选择渐进式改革。 其次,我国的经济转轨缺乏经济基础。决定转轨方式的因素除了制度基础外,还必须将经济基础考虑在内。1987年在我国转轨的开始阶段,人均GDP仅为381美元,比起俄罗斯1990年开始转轨时的人均GDP2456美元在整体经济基础上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像部分东欧国家在实行经济转轨时,获得了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的外部援助。这样的援助足以缓解因经济转轨可能带来的剧烈震荡和破坏。如19世纪50年代初的前南斯拉夫之所以采取激进式的转轨能够成功,除原本的制度基础与居民传统外,更为重要的是从美国等西方国家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据统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3年1月共获得各种援助约54.6亿美元,其中美国的援助占60%,约35亿美元。而且绝大部分是在前南斯拉夫1950年开始激进式的经济转轨以后给的。1961年,前南斯拉夫从西方国家获得的援款总计多达4.93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南联邦预算收入的67.6%。与此情况相类似的还有原民主德国、波兰和捷克等国家。
3我国转轨中的两类问题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渐进式的转轨是一个摸石头过河的过程。虽然可以较长时间的去逐步适应,但它将经历一个很长的过渡时期,还将经受双重体制并存带来的冲撞、磨擦的消极影响。因此,在经济转轨的同时,通常会遇到两类状况:第一类是改不动,有些人不愿意改,甚至对改革起阻扰作用;第二类是不会改,一改就乱,不知道怎么改。第一类是利益摩擦问题,第二类是知识信息障碍问题。那么对于在渐进式转轨的实践过程中,如何高效的解决这两类问题将是我国当前的首要任务。
要解决上述问题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第一,建立合理的补偿可以增大改革动力,解决利益摩擦。一种制度代表了一种利益分配的方法,改了这种制度就改变了利益分配的格局。这就说明了制度转轨的改革的根本实质是改变人与人之间、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那么一定会有某些集团因此获利,某些集团因此受损,这就造成了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非帕累托改进。在这种状况下,旧的制度下的获利群体构成了新制度发展的障碍和阻力。在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2000年9月初法国卡车司机的罢工,成功地使法国政府放弃了增收燃油税的政策;1999年至今我国国有股减持改革反复几个轮回实施又取消等等。
为了更好的分析,首先假定经济转轨这项改革是有效的。在此基础上将改革的参与者简化为只有推行改革的政府与改革后利益受损的“改革失意者”。然后假设λ(>0)表示失利者群体从现状中获得的收益,σ(>0)表示失利者群体为了能对改革产生可置信的阻止威胁所花费的组织成本,建立政府改革行为与失意者群体利益博弈的模型Ⅰ。
从模型Ⅰ中可以很容易的观察到,在推行改革之前失意者群体的收益为λ。由于λ>-σ、λ-σ、0,所以在出台改革政策之后(还未实施),无论失意者群体加不加入反对组织,改革最终实行与否,失意者群体的利益都是遭受损失的。失意者群体加不加入反对组织主要取决于他们组成反对组织所支付的成本大小,如何减小改革阻力实质上就是平衡失意者群体的利益得失。在Besley和Coate所论述的有效改革问题中,他们指出,存在一个政府补偿计划推进政府经济体制改革,使这项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政府和人们的处境都变好,使得这项改革更为有效。如果建立补偿机制,引入一个新的参数C(>0),C表示政府支付给失利群体的补偿,建立政府改革行为与失意者群体利益博弈的模型Ⅱ。
在实施改革的情况下,对比模型Ⅰ、Ⅱ,可以观察到模型Ⅱ中失意者群体的收益损失明显减小了,从-σ、0增加到C-σ、C。换句话讲,通过补偿可以增大选择反对实施改革的失意者群体的机会成本,动摇其对原先的选择。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的结论:如果补偿的额度适当,排除非理性的因素等特殊情况,绝大部分的失意者会加入到改革的集团中去。因此,可以利用渐进式转轨的时间优势,逐步的建立完善合理的改革补偿机制,对失意者群体利益损失进行合理补偿,减小其对改革造成的阻力,使得大多数人在改革中获益,达到帕累托最优。
第二,通过学习与积累,减少信息障碍造成摩擦成本。这里的摩擦成本具体表现形式:一种是制度瓶颈,例如之前金融改革滞后于企业和其他市场的改革,造成的改革进程不协调,产生效率损失;第二种是制度超前,比如 20世纪80年代受到了国际上当时过渡私有化思潮的影响,在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进行的超前改革,造成了国有体制与产业化的矛盾。产生上述摩擦,主要是因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制度是我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进行的大胆的制度创新。作为一项制度改革虽然有了最终目标,但缺少现成的转轨过程安排的制度转变,影响其进程的因素过多,所以在改革的现实的探索中必然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产生各种冲突和摩擦,对改革造成阻力。其中改革者对新制度认知和理解的程度存在局限性是产生这种摩擦和冲突的主要原因。直接通过加强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与现行制度的学习,总结和反思俄罗斯和东欧改革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和在不断的“试错”中积累实践经验的方法,可以减小犯错的概率,缓和渐进式的改革造成的长期的摩擦和冲突。
将全人类的1/4人口卷入其中的经济转轨,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国情的国家中继续进行着。我国作为其中的一员,也正积极努力开拓着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转轨道路。从美国经济学者雷默“北京共识”的提出到现在“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相提并论,说明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开始注意与认同我们的转轨方式,更从侧面说明我国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成功。但这并不是终点,还需要我们继续对经济转轨所需要面临的问题进行研究与探索,使国家安全平稳的抵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彼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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